留下一楼，公开对老兵的待遇。

杨金继
1923年5月27日生于浙江武义县，家住：金华市酒坊巷
fanhao：国军第五集团军/军政部37迫击炮独立营/第八军荣誉一师三团三营七连
职务：中尉连长
我1923年生于武义县城下街八曲巷的一个小康家庭，在武义现成内是较有名望的宗族。听上一辈说武义杨姓原为绍兴柯桥永年村逃难至此，吃苦耐劳，过上了好日子而逐渐成为望族。
我出生后，我父吸食鸦片，导致家道中落至一贫如洗。我因好学，在当时武义最好的壶山高级中心小学以全校第二的成绩毕业，却因家贫无力去金华省立七中读书，心有不甘，在下街头一位贾贡生老先生继续私塾。
    两年后（1938年），七七事变爆发，全民抗战，我内心有投笔从军之意，想既能报效国家，也能改变家中困苦环境。当时金严师管区有一个排长来武义招兵（38年国民政府开始抽壮丁），于是跟着他到了金华，原以为是学习，结果我一看身边都是壮丁，就去找连长抱怨，连长告诉让我别急，等军事院校开始招生。果然不久在师管区驻地八咏楼国府军事院校的联合招生考试开始，于是我把行李寄存在当时驻地城南姜山头的老百姓家中，去报名考试，有300多人去考，只录取了30个人。我被录取前往湖南湘潭，时1938年5月间，我刚虚岁16岁。
30个人从火车站坐铁笼子的货车一路向西，为了躲避日军飞机，走走停停，过了三天以后才到湖南湘潭。集中到一个学校，大操场上有一万多人，全部是全国各地的学员，我年纪小，营养不良个头小又廋，有个军官嫌弃我，把我打发到了步校教导总队，为陆军步兵学校军士教导总队学兵，3000多新生，分3大队，12中队，我是第12中队，中队长王敬禅，四川人，黄埔12期毕业生。开始学习兵器，打仗知识。很艰苦，一门82迫击炮连底盘重40公斤，要背着跑步一个小时，过了两个月，蒋介石派人到学校挑30个卫士，两个硬性条件；浙江人，有文化。我两个都符合想去，中队长不同意，说去当卫士没前途，在这里毕业以后能当大官，所以就没去。1938年10月，武汉会战爆发，步校不得不迁址广西全州，后又到桂林。39年底毕业，因成绩优良，中队长留我编入练习队，专门给将官，校官做军事示范。后昆仑关战役，第五军与日21旅团激战，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，第五军也损失惨重亟待补充，于是练习队调了部分人与从湖南过来的1000名士兵组建了军政部独立炮兵营，炮是法国炮——37迫击炮。这些炮是从法国军舰运来在印度洋被德国潜艇击沉以后，仅捞上来的30多门，只能成立一个营。营长姓关，是步兵学校教官。我成为准尉见习官，在柳州郊区训练，发生瘟疫，官兵大多打摆子，发抖，很多病了三天就死掉了。最后剩下700多人，1940年全营补充到柳州的第五军（原为新十一军）荣誉第一师（第八军前身），军长杜聿明，师长郑洞国，都是黄埔一期生，我调为师部副官处少尉附员，得到师长郑洞国的栽培，保送中央军校16期学员班深造。结业归队以后开始在师部送送文件，后来部队坐火车到湖南衡阳训练。枣宜会战打响，张将军殉国，我们师急行军开拔湖北，由枝江渡过长江，副官处有一个湖北人是上尉副官叫张兴才，是个老兵，让我打仗的时候跟着他。过长江的时候，白天鬼子的炮艇在巡逻，只好夜渡，用小汽艇运，在阳新一线对日作战，从此在第八军大小数十战，出生入死直到胜利。
到阳新布好防御，日军立刻派了三架飞机来轰炸，骑兵从三面包围过来，部队还没完全落脚，就被打垮。师长下令后撤，三天三夜一直到宜昌才停下。部队被打散后，大家互相传话，：说长官有令，各自想办法渡过长江，到宜昌集中。那时候快端午节日军飞机一路俯冲扫射，还扔传单，传单上面画着一幅图，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女子，斜靠在门口。传单的背面印的是中央银行一元币，很多官兵以为是纸币，纷纷去捡。有一天夜里，副官处的那个湖北人张兴才带着我们四人，另三个是当兵的，有三支步枪，在一个芦苇荡里找到一个老乡的小船，老乡让我们上船躺着不要动（怕被鬼子发现），把我们送到了对岸，江上无风三尺浪，我们顺流而下，到天亮才到岸。我们没钱给老乡，老乡也不要。说都是为了打日本。上岸后打听到师部在长阳地区，就归了队。师部成立了一个军事教导大队，时82师的副师长李弥调来当荣一师师长，我被李弥任命为大队分队长（相对于排长），训练各团来的班长，上等兵。正是那个时候，大队长贪污，每人一个月5元的学杂费不发，底下的兵闹起来，让我写检举信被大队长知道关了我，后来李弥带卫队来讲话，要点名，大队长才不得不放我出来。训话时候，李弥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“革命”，问台下谁知道什么叫革命，我举手回答“革命就是去旧布新”，他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回答：杨金继。李弥下午离开时，下令大队长让我回师部。一个月后李弥单独找我谈话，说越级上报是不对的，首先要批评，就这样教育了我一顿，并让我回原部等通知，没多久，师部命令我由师部付官处调派第三团三营迫击炮排长，全排40.号人，两门82迫击炮。那年我19岁。师长很关照我。我带的排在宜昌鄢家河驻防训练。1942年5月左右，日本人从宜昌打过来，我们荣三团街道命令，出发赶到宜昌，在路上遭遇日军，那是一个两面有山，中间有一条河的河谷。遭遇后马上打起来，数百名日军退到磨盘山，我们守在磨盘山前的一个小高地，双方由此对峙了6个月。
我团调防回鄢家河时，有日军飞机从武汉去轰炸重庆，由于油料不够，返航时降落在宜昌机场，谍报队把消息报告师长后，师长将四个山炮营迅速调过去炸毁了27架飞机和两个油料库。第二天，日军来报复打了一整天，原来副官处的张兴才这时候是我们团的二连连长，坚守在第一线大腿中了一枪，传令兵要把他抬下来，他不肯，坐在那里指挥，一直到打退鬼子。打完后他被送到恩施疗伤，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过他。
后荣三团渡过长江，到江北沙市，潜江一带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，并与当地新四军一起并肩配合过，渡江回来以后，是1943年农历春节，过完年，部队开拔经经湖南，广西，到贵州晴隆驻防，到此地，我升任第七连中尉排长。一次，团长把我叫团部去，派我去昆明西山碧鸡关，到军事委员会西南军官训练团学习，团长是蒋介石，教育长是陈诚。学美式武器装备，印象深的有M2 60迫击炮，很厉害的。教育长是美国一名准将（老人的原话，不知为何两个教育长）。训练了几个月回到部队当了副连长（全连177个人，到最后从芒市最飞机回来连伙夫算进去只剩下17个人）。部队开到越南边境的广西马关。越北的法国人已经投降日本。我期间也穿便衣去过越南。
1944年夏天，第八军奉命从滇南徒步跋山涉水，穿越1500余公里，经云南文山，开远，宜良，昆明，楚雄，祥云，下关抵达保山，进入中国远征军序列，荣三团团部及一，二营住在诸葛营，我们三营负责机场守卫。随后渡江，赶往松山参战。
日本人在松山占领两年多，整个松山大小山头构筑了钢筋水泥工事，原来的部队是28师，打的伤亡惨重，由我们第八军接替，我们赶到怒江，发现惠通桥已经没了，没办法，只有用汽油桶和木板临时搭了浮桥过去。荣三团团长赵发毕（贵州人，黄埔9期的，军长何绍周的外甥）先期带了两个营已经赶往松山，团长亲自带三个连进行正面强攻，打下了前沿的附属阵地，这里距离子高地都还有很远。接下来的数天，我们的飞机大炮一直在炸，荣三团也一直在进攻，但是伤亡很大，松山的主峰久攻不下。美国顾问与团长商量用挖地道的方式，坑道作业大力堡垒底下，挖了半个来月，估计挖到了，就改为向周围扩展形成地下室。然后从昆明运来TNT  3000余公斤。7月上旬一天，我们团担任主攻，一营二连为突击队，到攻击点待命，四连跟进，三营是预备队。时机一到，团长按下电话机改装的遥控器，就听轰的一声，蘑菇云冲天把主峰上日本人和工事炸上了天。二连一拥而上，一举攻入。部队就地修筑工事，防日军反扑。当天晚上，日军200多人冲锋，我们连长王富国奉命带一二排官兵增援二连。我那时带第三排在部队侧后翼的半山腰担负警戒，放了排哨，以防日军偷袭。守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营长张戴经从报话机里得到任务，要部队上去，营长叫我赶紧回去，有任务，我带着三排几乎是乱滚带爬回到营部，张营长告诉我，我们连长已经阵亡殉国，叫我这个副连长带着剩下这个排，到松山前线阵地去防守，并委任我代理连长。于是我带着第三排的兄弟就冲了上去。赶到阵地的时候，上一场激战的硝烟还很弥漫。我清点人数，全部还剩下不到两个排。一个班长告诉我说连长死了，我叫他带我过去，连长就死在一个壕沟边上，腰上中了两枪，还有个传令班的班长也死在旁边，他是湖南人，听活着的兄弟讲，当时日本人冲上来后，双方拼了刺刀，他扑上去掐住那个打死连长的日本兵脖子，日本兵情急之下拉响了***，两个人同归于尽。我和兄弟们把王富国连长和那个班长尸体埋掉了。连长是广西人，比我大三岁，没什么文化，打仗很勇猛。参加过昆仑关战役，他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士兵，所以当上了连长。主攻的二连只有一位排长幸存，我让他把所有士兵编为三个班，防守右翼，又把带来的三排三班放到前沿，一二排合编为一个排，由二排长指挥，我们再次修筑工事备战。
第二天入夜，整个阵地鸦雀无声漆黑黑的，暴风雨要来前的寂静！日本人又组织了反扑。我在战壕里左右移动指挥，一边向外面扔***，日兵一度冲上阵地肉搏，兄弟们用汤姆逊冲锋枪组织密集火力扫射。打了几个多小时，佛晓前日本兵才将将退去，这时候我发现右腿一点力气都没有，酸痛的很厉害，站都站不起来，传令兵撒开裤子一看，才发现大腿被子弹打穿，血流不止，他帮我简单的包扎了下，我叫来60炮排的排长，也姓杨，只有18岁。令他代理连长接替指挥，并要他守住阵地。然后我被士兵抬下阵地，送到团部，团长一见我，大怒。马上对抬的士兵说把我抬回阵地去，说一点大腿伤有什么关系。团长身边的特务排长走过来看了看伤口，报告团长说我的腿已经一塌糊涂，全是血，怕是站不起来了。团长就叫来团副验伤，团副也摇摇头说不行了。团长只好摆手说抬走。
于是我就这样从前线下来，到了松山的外围，外围有一条公路，公路边上就是一个绷带所，也就是简易的战地医院。我上了手术台，主刀的是一位美国医生，他先用剪刀把我腿上的烂肉剪掉，焦肉也剪掉，然后用磺胺嘧啶撒到伤口上，用消炎纱布包扎好，让人把我抬到了公路边上。公路上那个凄惨，躺着成百上千的伤病，运弹药的卡车沿公路从保山往松山运送弹药，卸下来以后又把伤兵一批批的晕倒保山，我也被抬上卡车，送到了保山野战医院。
我们王连长结婚才一个多月，扔下新婚夫人去打仗了。路过保山机场附近的时候，我叫汽车停下，并让传令兵把王连长的太太叫来。连长太太一看到我，就焦急的问王连长如何，说副连长你回来，你连长呢？我跟她说：连长好着呢。又问我：受伤了吗？我说没有。然后我摸了摸口袋，把身上的钱全部给了她，跟他说是连长让我带给她的。她看起来安心了一些。
我带第八军野战医院后，医生随便看了一下就说要把我腿锯掉，我吼叫着跟他说，你要砍掉我的腿，我就跟你拼命。医生作罢，我就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腿也渐渐好了起来，伤口还没结疤，但是慢慢地也能瘸着走一走。一天我们团长来电话，问我伤好了没有，说差不多的话就赶快回去，前线部队军官都没几个了，我说药还没停，团长说前线卫生队的会上药。于是我一瘸一拐的回前线去了。半路上遇到一个我们团的排长，整只脚掌都被炸没了。他眼巴巴的看着我，说他永远也回不到前线去了，说完就哇哇大哭。
回到阵地以后，我才听说，我受伤下去以后的第二天，日本人纠集了全联队的官佐和士兵约200多人再次反扑，经过几个小时二战，双方都伤亡惨重，团长急派增援晚了一步，松山得而复失，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盛怒下要何绍周军长就地枪毙赵团长，何军长再三请求，方准团长戴罪立功，限期攻克松山。赶回惠通桥边松山下归队后，我就去卫生队上药，一周后伤口结疤愈合。军野战医院许我为三等残疾荣誉军人，因为当时出来的时候是跛脚的。
10月中旬，军长下来军榴弹炮，师山炮，各团约百门迫击炮集中轰击敌阵地大概有两个小时。团长亲自率领全团的官兵冲进敌阵，日本人档不住。土崩瓦解。我们再度攻占松山主峰。副军长李弥也亲自带敢死队，带着火焰喷射器冲上主峰协助防守，松山从此固若金汤。再没丢过。松山一仗打掉了日军56师团腊勐守备队，我带传令兵等搜山，在山坡上发现一个鬼子伤员，坐在那里，头上缠满了绷带，面目全非。我在距离他10来米的地方，用日语说：举起手来，我们优待俘虏。那个鬼子伤兵恶狠狠的看了我一眼，回过头。一刹那，我听到“扑”的一声，凭经验知道鬼子碰响了手雷。我本能的把传令兵一头摁到地上.....
进入1944年8-9月松山复克，周围残敌扫荡殆尽。还俘获营妓十名。有4个日本和5个朝鲜妇女，也有中国同胞南京幼女一名。是由南京夹持到这里为慰安妇。被日寇强暴蹂躏，过着人间地狱般惨无人道的生活。从洞里爬出来后，有一个妇女还跟我讨香烟抽。
我们师打下松山以后，把阵地移交给103师，我连阵地移交307团1连防守。我们团剩下全团官兵不足千人，团长小腿也挨了一枪，早我数日归队，团长整顿部队，沿着公路往龙陵方向追击，打到芒市，日军56师团司令部跑到南坎，追过去，与印度打回来的新一军胜利在南坎会师。会师后，我们师准备回国，在芒市搭飞机返回昆明时。我问大家，我们七连还剩下几个人？举下手。稀稀拉拉的，我一数，总共17个，其中还有5个是伙夫。原来177个人，除了连长，一排长，三排长先后战死，只有我和二排长成了伤兵。回到昆明，最后清点人数，全团仅剩200多人。荣三团参战时原有官兵3000余人。然日军全灭，攻克松山。
日本广播在我军攻克松山时称：日本天皇遥祭，松山防线玉碎矣，松山皇军全部战死“！

1945年7月，荣一师奉命去打桂林，在半路行军的时候，日本宣布投降。1947年，我到山东潍坊遇到了夫人李玉珍，并与她结婚，妻子家中家境殷实，丈母娘要我不再当兵，于是我离开了部队，带着老婆回到金华。解放后我做点小生意，后来到烟塘公司大华商场工作，后来到农村信用社工作（龙华信用社）直到1980年退休。现在有4000元/月的退休金，属于事业编制，原来还是信用社的股东。
有四个女儿。现在单独一个人住，平常女儿会过来照顾，身体还好。吃饭可以自己烧。平常家务有人帮忙。

我接任代理连长进入阵地时，曾与士兵们将王富国连长，刘上士班长的遗体掩埋于阵地后山坡上。现时已过七十年。其坟墓怕早已湮没。但保卫祖国，马革裹尸，战死于荒漠的边疆。英雄之称当之愧也。浩然之气永垂青史也。沧海桑田，岁月悠悠，战友的音容笑貌，仿佛依然历历在目，有时，想起为国捐躯的战友们，禁不住心情激动而唏嘘不已。

----转至关爱抗战老兵群--长弓的的帖子

文字很好，照片歪的。

伟大的军人

比心

记录了如此详细的口述史。辛苦了